《大濛》與皮蛋口味多力多滋人文主義：兼憶壁虎先生與悲虎先生
去年在電影院看到陳玉勳在《大濛》又搬出他拿手的奇蹟和解大團圓溫情結局的時候，一邊不自主地流淚，一邊陷入了難道這又是一包多力多滋？以及歷史轉型正義是否其實需要多力多滋人文主義的長考。這似乎毫無疑問是典型的多力多滋人文主義，但顯然不是常見的超濃起司多力多滋，而是有摻不少本地刺鼻歷史的皮蛋口味多力多滋人文主義。
距離2021年「多力多滋人文主義」這一響脆修辭被壁虎先生用來形容陳玉勳等台灣版本的周蕾所謂「華語溫情主義電影」，以及我響應壁虎先生的大學摯友悲虎先生告別這一切解構符號言說遊戲已經過了好一陣子，五年之後似乎只有我哪裡也沒去還在原地折騰一樣的事情。
我個人唯一的長進，也許是對於台灣島上各種國民黨存壞心幹好事以及天公疼憨人的弔詭歷史能動性懷有更多敬意，也對於歐陸現代性式正反合歷史昇揚辯證的普世有效性留有更多遲疑，認清這些清晰的邏輯辯證或符號辯證似乎不是邊陲的日常殖民受害者有資格玩的遊戲。如果台灣長期陷在的是被搞不清楚自己真正要什麼在幹嘛的國民黨前現代士紳道德主義失能政權惡搞的歷史處境，那麼壁虎先生2021年指出「陳玉勳的慣用敘事手法是某種前現代電影的標準化與衛生化的機械式自動情感奶嘴」，或許恰好適合治癒這種加害者集團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真實且貫徹意圖的歷史創傷，畢竟你還真的無法用現代醫學治癒前現代的巫術詛咒。現代理性對於除魅disenchantment的想像，似乎是一次性的理性視覺揭露或是一次性的高明手術，並認為這是祛魅覺醒唯一的道路，忽略了前現代巫術式具體性科學也會除魔，並且預留了各種冥頑靈魔賴著不走的協商地帶。
回到皮蛋口味多力多滋人文主義的問題，人們對於皮蛋口味多力多滋的評價，似乎完美對應了《大濛》的社會位置，嚴肅的皮蛋愛好者覺得口味虛假失真乏味，恐懼皮蛋氣味的一樣敬而遠之，旁觀者社會熱議下嚐鮮的心得多半是有點鹹但意外不難吃不噁心，不過沒有什麼深刻的記憶點。原本難以消化的黑暗歷史重擔，量產為一款期間限定的流行消費品，順利讓大眾意識到這段黑色苦難的存在，卻也免除了他們直視真實歷史荒蕪、動搖存在根基正當性的恐懼，也同時確保了這個議題不會在他們腦中留下任何具有顛覆性的深刻記憶。
歷史創傷在《大濛》被成功轉化為一次無害的文化消費，這包期間限定的零食吃完後，社會的認知結構依然完好如初，電影上映半年後，六張犁政治受難者第三墓區的草已經快比人還高了，文化工業快消品在記憶政治上有任何持久的實質影響力我多少還是存疑的，畢竟味覺上的新鮮刺激與平價飽足，似乎是台灣社會最不欠缺的東西。
相比於陳玉勳選擇給予素樸正義感的善良主角，某種傻人有傻福式大圓滿，萬仁在1994年處理相近議題的電影《超級大國民》開場的「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淚」以及結尾墓園一幕的長鏡頭，則是對觀眾的一記雋永的悶棍，辯證了歷史創傷的不可逆與不可修復性，以及視覺中心現代性在彌補破碎靈魂情感上的無能，主張某種泛靈式的物質生命的復返才是通往救贖的道路，是對未竟行動的永恆召喚。
雖然如前所述，台灣島欠缺長遠智識算計的天真互助社會氛圍與生存哲學，似乎持續得到某種充滿弔詭與偶然性的歷史眷顧，陳玉勳確實在《大濛》成功封裝與量產了台灣特色行動者的混沌善良日常經驗與社會感知，並且正面看待或是說自我確認這種抗拒智識辯證的混沌能動性。
換句話說，《大濛》之所以欠缺深刻持久的記憶點，是因為它並沒有以歷史提供台灣當下社會真正異質的觀點與經驗，而是貼近於某種本真的再現與自我指涉，派頭與履歷很邪惡實際上卻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幹嘛欠缺宏大計劃的滑稽黨國特務頭子反派，以及同樣搞不清楚自己是誰到底在幹嘛但就是想幫忙的台灣人直覺性素樸正義感，在當代台灣也隨處可見。
不過我近年的體悟是邏輯思路清晰的現代知識主體，在台灣荒謬且邊陲的殖民歷史處境下，並沒有比這種手腳先於腦子的混沌善良實踐者來得高明或是有歷史能動性，因此我不認為這種思辨上的退縮會是電影的核心缺陷，我更傾向於這正是悲虎先生想要說的「社會作為一個生命有限的有機體，自我複製也是對機體生命延續所做的貢獻」，以影像去延續台灣社會獨特的生命態度，作為共同社會感知存在的主體證明，作為無言而有機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