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prosthetic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首都圈義肢城市的刻奇Kitsch美學
我成為戶政上的桃園人已經七年了，但我對於桃園所知甚少，我的現實經驗僅在國道二號南桃園交流道下的那一小塊重劃區飛地內的短暫停留。不過我的朋友對於桃園人有一些長期觀察累積的地域黑觀點，他認為桃園人普遍展現出一種缺乏文化自信、缺乏文化主體的微妙失語姿態，用力過猛地模仿以融入首都台北的核心，比任何人都想成為首都城內人，而基隆人也有類似的調性。
這樣的初步觀察很有意思，這毫無疑問是一個認同與主體迷失的城市，我認為這是理解桃園是什麼樣的城市很好的線索，我一直認為桃園是一個碎片化拼貼壓縮的怪地方，充斥著台北霸權到處撒野的殖民遺緒與斯德哥爾摩式的戀殖情緒（想想至今放在龍潭的核彈殘骸輻射廢料、兩蔣的殭屍樂園、桃園長年看得到喝不到的石門水庫、服務台北的國際機場、高鐵站與重劃區房地產遊戲）。這種認知失調感或許是首都圈義肢城市的幻肢疼痛反應。
桃園因為離台北太近又不夠近的中地悲劇，導致桃園自建城以來，始終是破碎未統合的半邊陲地帶。清帝國時期是板橋林家收租的附庸屬地，日治時期縱貫鐵路設立後，成為了功能性的原物料集散地城市，劃分於更廣域的新竹州之下，在戰後再次得到獨立的縣治地位，卻是更殘酷附庸的開始。戰後初年吳鴻麒、樂信瓦旦皆不明不白地死在黨國的槍口下，精準扼殺了桃園客家人與泰雅族菁英的反抗力量與主體性。製造了桃園的權力真空，確立了往後國軍武裝部隊大舉進駐，以及比其他區域治理更肆無忌憚，把桃園當作台北後花園隨意擺佈的統治基礎。
桃園的歷史特殊性或許在於，桃園內部多個中心並立，而北桃園的閩南人往往是板橋林家等缺席地主的經濟附庸，缺乏足夠深厚地主士紳與經濟商業傳統，南桃園客家人與山區原住民經歷日本現代化洗禮的地方菁英則在戰後初年被政治斬首，製造了某種經濟與政治上的雙重權力真空，加上距離首都足夠近，桃園成為1949年國民黨集團來台遷佔時，最信任的並且進行全面填充的地理空間。桃園被迫無條件接納了黨國權力最核心、支撐台北政權的關鍵軍事與基礎設施義肢：從陸軍總部、裝甲精銳基地、核彈研究所、石門水庫、中正機場、兩蔣的行館陵寢。戰後初年桃園地方菁英的真空，導致桃園高密度的眷村聚落形成了比其他區域更穩固的外省文化霸權，使日後桃園的地方文化更具依附性與工具性。
在桃園愉快圈地的黨國邏輯很快在1970年代也被台北的本土商業菁英學了起來，在桃園郊區蓋了無數為台北權貴服務的山莊別墅、鄉村俱樂部以及高爾夫球場，並留下了像是石門芝麻大酒店、稻香村大酒店這般宏大的資本廢墟，同時在桃園人口密集地區則蓋了台灣最早的高污染電子零組件加工廠工業區，留下鎘米RCA等重金屬污染物。同樣的資本接管建立飛地的邏輯，如今也延續到了青埔、航空城等桃園重劃區，持續強化桃園作為的首都義肢的附庸性格。
「Kitsch is the stopover between being and oblivion」（Kundera 1984）
至於刻奇（Kitsch）是什麼意思？米蘭昆德拉在《不可承受之輕》中大便形上學的原話大致上是這樣說的（有人把Kitsch翻成「媚俗」我覺得語意滑脫了）：他認為所有西方的宗教政治信念之中，有一根本的先驗假設，預設世界是被正確創造的，而且人類存在是好的，所以我們有資格繁衍，這一前提可以稱為「絕對的存有共識 （categorical agreement with being）」。而之所以便便（包括符號的）被社會廣泛迴避，並不是便便本身是不道德或不潔的（符號能有衛生問題嗎？），而是因為便便冒犯了這個「絕對存有共識」的形上學前提，排便凸顯了某些存有，是需要被拋棄與否定的💩東西的日常證據。至於刻奇（Kitsch）的核心美學理想，便是對便便具體與象徵性存在的絕對否定，在範圍徹底排除所有威脅到存有共識的事物。我的理解，刻奇便是一種全面性的、掩蓋醜陋現實與創世瑕疵的集體存在主義謊言美學。
而桃園的刻奇與不幸在於，桃園是一座巨大的國際機場馬桶，不斷接收來在國際資本與黨國在台北不想要看到的醜陋排遺與存在根基。一座被強迫消化首都便便維生的義肢城市，自然發展出了最否定便便存在的生存哲學，同時也是最為刻奇的美學，以消化歷史權力對其存在主體無情踐踏的殘酷與荒謬。
然而，如果我們僅把刻奇美學視為一種認知短淺與審美懶惰，我們便陷入了歐洲中心智識主義的陷阱，畢竟在後殖民的邊陲地帶，對現實瑕疵的過度恐懼往往不是源於內在認知的軟弱，而是被外來殖民者以武力不請自來強行改造與植入異物的後遺症，在這一前提下，桃園等地的刻奇美學往往不只是一種謊言，更是殘酷處境下頑強表達存在的中介。如米蘭昆德拉所言，Kitsch審美真正的位置是一種介於完全漠然與真正主體間的過度狀態，是存續的必需品，但不能是主體性的終點。
想了一想，我決定暫時放棄前述桃園戰後被黨國斷手斷腳，逐漸成為台北義肢的歷史受害者論調，雖然部分真實但感覺沒有直擊地方特殊性的核心。我想重新從歷史文化上桃園狂熱的建醮活動的角度思考這個無所不在的刻奇美學。全台的廟宇普遍都會建醮，但桃園的廟宇特別頻繁，早在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劉枝萬就記錄了這個特殊的文化傾向，廟宇會搭建臨時性的高聳浮誇祭壇，並且舉辦牲畜飼養競賽，製造可以被量化的視覺奇觀。這樣的民俗奇觀似乎是非常刻奇的，它拒絕建構有取捨有實體的長期現實（比如說決定哪一神明是真正核心的主神，或是通過進香遶境決定哪間廟是他們的祖源，判定廟宇的祭祀範圍與靈力到底多大），而是選擇一種滿天神佛或正統天庭的神明垂直堆疊建醮。
與此同時，桃園的傳統廟宇似乎少有其他區域常見的遶境活動，沒有統合性水平連結的祭祀圈確認活動，僅有輪值建醮。這顯示了桃園區域歷史上內在的原子社會孤立傾向，各個聚落庄頭沒有形成統合性的共主與聯盟，而是各自獨立互不隸屬、也互不相互確認共同倫理審美價值存在的孤島，只是通過積累性的刻奇美學來表達自身位置。而桃園怪怪屋蕭邦藝術會館或龍潭怪怪屋葉山樓，顯然並非歷史受害者，而是這種孤立的建醮刻奇審美邏輯的當代延續，是同一種風格過剩但永久的水泥醮壇。
回到最開始的問題：Do prosthetic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我想是當然的，義肢城市會夢見首善之都的電子羊，夢見自己成了最好的牧羊人，只有繼續醮壇般浮華高聳的幻夢，才能照見自己，這具被迫承載著首都污穢的義肢，才能短暫忘記被歷史截肢的殘酷現實，才能最大程度地否認門前那坨，同樣刻奇的台北人特地拉在桃園的便便💩。
而我私以為桃園人對這篇長篇大論的恰當回應，其實是「幹 不住在這掛戶籍的死台北人你懂個屁」，因為這正是桃園真的擺脫台北精神殖民式刻奇狀態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