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真牛Ｂ
要理解為什麼某大學的明星歷史教授Ｂ，竟然會一再出現他抄襲碩士生研究構想的耳語，用能力不足和學倫堪慮去評價Ｂ這樣的重量級學者，顯然太過輕盈。我們顯然有必要對Ｂ及其知識譜系，進行一次知識的考掘，將Ｂ和他的知識體系放回其所屬更宏大的知識權力地層去理解。
首先，Ｂ的核心研究方向，以及他所定義的歷史人類學地方史研究典範，本質是上北美中國研究與中國學界共謀替中華帝國擦脂抹粉的一套知識，其核心思想我想可以簡單歸納爲，地方自主性與帝國裂隙。
1989年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後，原本在1970年代逐漸開始蓬勃中美文化經貿交流，期望中國民主化自由化的美國，明顯對中國產生了道德疑慮，但又無法放棄兩國在政治經貿上的合作關係，因此他們更迫切需要一套政治敘事，來正當化美國與東方專制中國持續的密切合作。
美國漢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其1988年的成名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生逢其時地提出了一套完美解方——即眼前的共產中華帝國和中華民族主義很壞沒有錯，但帝國的治理能力有限，地方上還有脫離這套暴力邏輯獨立自主的多數人，以及陽奉陰違的地方頭人，潛台詞便是看著這群人的歷史就好，別再想東方專制主義帝國中央在全球電視上播送過的暴行了，歷史人類學、地方史以及華南研究（中國學界版本）便是這個脈絡的產物。
這整套歷史人類學知識最微妙，也最表達權力規訓的地方，便是Ｂ一再推廣的過水沾醬油式地方史田野，這些走馬看花缺乏理論與方法的田野明明對知識生產沒有實質貢獻，沒有開放的認識論與危險出乎意料的田野發現，也沒有長期浸入田野，才有可能取得的地方信任與深描資訊，卻成為你知識有效性的必要條件。什麼是夠格的田野？什麼是夠格的田野方法也缺乏可以遵循的明確的方法論傳統。其合法性反而經常是靠教授權威或是地方頭人的權威去武斷支撐的，本身便是把知識獨立性的部份讓渡給權力者的知識典範與服從性訓練。
進一步來說，若把田野地限縮在中國，背後的邏輯便是要求北美歷史學界同意「實地進到中國的人」才有足夠資格研究中國近代史這一前提。而外籍人士進入中國必然需要中國官方的許可與批准，這是一個用拼裝的知識論去使控制與審查成為知識生產一部份的配置。換句話說，在這一框架下，全球夠格的中國近代史知識及其生產者都需要能通過中國官方的政治審查，被蓋上批准進出的合格標章。從1981年的「毛思迪事件」來看，這類的審查顯然存在非常武斷且暴力的政治紅線，要能通過必然需要某種程度的自我噤聲審查，當年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毛思迪（Steven Mosher）便因為揭露了田野中觀察到的一胎化政策下的殺嬰現象，引起北京當局巨大的政治反彈與封殺。
知識脈絡的斷裂，以及北美中國區域研究學界開始與中國共謀的轉向，變成某種出賣學術獨立性正當化中美經貿合作的知識，在Ｂ和他碩班指導Ｊ之間的世代斷裂非常鮮明。同樣出身北美學界的Ｊ同樣以漢人宗教研究為主，很多年前他開設的課程上，其指定閱讀的著作全都是宗教與帝國的文化邏輯與暴力之聯繫，一些甚至直接研究太平天國與六四事件在暴力上的共性，不少著作皆暗示中華帝國本身即是暴力的國家宗教。
反觀作為下一代學者的Ｂ，反而認為研究暴力的中國研究是過時的，他談宗教卻從來不談宗教與帝國的暴力關係，他強調的是帝國縫隙與非一體性，談地方與帝國權力的協商空間，為的就是生產與服務虛假的地方自治敘事，以美化或遺忘帝國在當下與歷史上的專制集權暴力。在當代中華帝國快速膨脹與強化地方控制，成為一個科技監控帝國時，卻強調中華帝國一直很失能，其實就是知識生產上的故意轉移目光與自我噤聲，是某種政治引導學術敘事去服務帝國崛起的產物。愛講蘇聯笑話的Ｂ，和他知識生產典範的核心依附邏輯，其實是完全斷裂的。
換句話說，Ｂ真正的學術角色是北美學界合法化中美兩大帝國當下政治經濟合作歷史敘事的地方轉譯者與代理人，他的知識生產及正當性高度仰賴中美政治經貿密切合作這一個大前提，中美雙方一撕破臉，他立刻喪失他原本可以遊走中介兩邊學界資源，被信任自由進出中國迅速生產合法知識的立足點。
那些耳語中抄襲事件的受害者，正是在中美關係轉向新冷戰對抗敘事的轉折期接受Ｂ的指導，隨之而來的covid-19全球流行，使得原本還有轉圜期待的中美合作關係加速崩解，Ｂ原本賴以維生的虛偽知識生產結構，以及他本來扮演的中介位置瞬間崩壞，Ｂ無法再名正言順進去中國田野，無法再用過水田野快速轉換知識生產與學術權威。發表壓力下無力更新瀕臨破產的研究典範只擅長依附與轉譯外部權威的Ｂ，顯然會有點不知所措，於是眼前最自然也最自私的選擇，便是掠奪權力位階不對等的研究生，掠奪研究生自己帶來的，少數不是中國地方史田野材料的知識成果與研究構想。